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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兆麟（后排左一）與鄂倫春族獵人

鄂倫春族婦女在揉皮子

獵民用的鹿笛和犴哨

鄂倫春人的祖先神像

　　1961年，中國歷史博物館廣泛征集民族文物，準(zhǔn)備舉辦一個鄂倫春民族文物展。當(dāng)時，有關(guān)這個民族的文獻記錄真是罕見得很。因為鄂倫春族生活在大興安嶺深處，歷史上很少有人進入原始密林中對他們進行調(diào)查。

　　那時，我剛進博物館不久，年富力強，加之大學(xué)時又參加過全國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館里的領(lǐng)導(dǎo)就讓我和同事黃景略去鄂倫春人聚居地考察，同時征集文物。

　　10月，我們坐火車，經(jīng)齊齊哈爾、牙克石，來到呼倫貝爾的鄂倫春自治旗阿里河鎮(zhèn)，參加了旗里舉辦的慶祝國慶12周年和建旗10周年的慶典活動。慶典上有一個鄂倫春文化展，展出了鄂倫春人的生產(chǎn)生活用具、手工藝品等。展覽結(jié)束后，旗政府就將展品全部交給我們，贈送給中國歷史博物館。剛一出馬就收獲了這么多文物，這讓我非常興奮。

　　這之后，我們來到鄂倫春族的一個定居點——托河做調(diào)查。托河保留著比較完整的鄂倫春族狩獵文化，男人們打獵、捕魚，女人們則負責(zé)做飯、熟獸皮、用皮子做衣服等。女人縫獸皮衣時，用的針還是骨針，線則是野獸的筋。當(dāng)然，她們還用樺樹皮做各種生活用品，如籃子、盒子、筒子等。

　　有一天，有位獵民告訴我，他們的一個獵民小組要去打獵，問我敢不敢去？這么好的機會，我怎么會錯過呢？當(dāng)即答應(yīng)了。11月16日，我和另一位伙伴先是坐馬車，又騎馬，走了很久很久，渾身都凍僵了，才找到位于一條河邊的狩獵營地。

　　獵民們5人一個小組，稍事準(zhǔn)備就出發(fā)去打獵了。臨走時，他們說：“你倆先烤火，過一會兒等著吃鹿肉?！蔽乙詾楂C民在開玩笑呢，不料，沒到兩個鐘頭，他們就回來了，提著大大小小十多只獵物，包括3只鹿、3頭犴、5只狍子、1頭熊和1頭野豬。這下，我算是見識獵民們高超的狩獵技巧了。

　　鄂倫春族獵手彪悍、好客，他們專門為我做了餅。這個餅可不同尋常，面是怎么和的呢？是在馬鞍上弄的，水是冰化成的。面和好后，放在火堆里烤熟，是真正的“燒餅”。用什么煮肉呢？用木頭支起一個大三腳架，架子頂上吊下來兩股繩，掛著鐵鍋。這種鐵吊鍋有雙耳，裝著木把手，與一般鍋不同的是，它的鍋耳不朝外而是朝內(nèi)，木把手在鍋內(nèi)上方，這樣再大的火也燒不著。我想到，在江西曾出土內(nèi)耳陶鍋器，日本也有，可見這類器皿都是用來吊在篝火上燒水煮飯的。

　　獵民們把打來的獵物現(xiàn)剝、現(xiàn)割、現(xiàn)煮。由于都是快速進行，煮的肉里還粘著一團團動物的毛。肉煮到六分熟，大家便從鍋里撈起來拿刀割著吃，一口咬下去還血淋淋的。我哪兒見過這場面，遲疑著不敢吃。過了會兒，獵人急了：“再煮下去肉就毀了，有血有肉地吃著才香！”雖然我打小在農(nóng)村長大，也吃過不少苦，吃飯最能湊合，但眼前這鍋肉卻怎么也難以下咽。

　　好客的獵民見狀，只好對我說：“我給你做血腸吃怎么樣？”于是，他們把打回的鹿開膛，取出腸子在雪地上簡單地洗了洗，用鹿血灌制成血腸。我小時候吃過豬血腸，對這個還能接受，只覺得鹿血腸吃起來新鮮可口。

　　晚上，吃飽喝足后，獵民們在篝火旁脫掉上衣，烤暖了前胸后背，鉆進犴皮和狍皮做的睡袋里蒙頭大睡。我?guī)У难b備不夠，獵人們就把他們的皮大衣都堆在我身上。可在零下40多度的寒夜里，我還是被凍醒了。鄂倫春人的獸皮睡袋真是一大發(fā)明，毛朝里、皮朝外，暖和極了，我覺得美國大兵用的鴨絨睡袋就是仿照這個做的。

　　這次出獵，我仔細觀察了鄂倫春人的狩獵習(xí)俗。獵人們大多槍法好，一槍過后，獵物應(yīng)聲而倒。不過，更絕的是他們在冰天雪地里狩獵的技能。通過雪上的足印、糞便和被撞折的樹枝等，他們就能準(zhǔn)確無誤地判斷什么動物經(jīng)過，往哪個方向走了，要多久才能追上。

　　在考古學(xué)上，狩獵文物出土很少，更沒有發(fā)現(xiàn)大規(guī)模的聚居地。跟著鄂倫春獵人走一遭，我明白了，原來動物隨季節(jié)、食物而遷徙，而獵民追隨著動物游獵，本就居無定所。

　　狩獵經(jīng)濟造就了鄂倫春人與眾不同的物質(zhì)文化，他們的吃穿用住都來源于此。鄂倫春人從帽子到衣褲、鞋襪、被子，乃至住所“仙人柱”，以及水桶、口袋，都是用獸皮制作的。而獸骨，可制成工具、筷子，獸毛則用來搓繩、編網(wǎng)套等。

　　我在鄂倫春人聚居地待了呆了3個多月，收集了約1000件文物，囊括了狩獵文化的方方面面，包括狩獵和采集工具、樺樹皮制作的器具，以及鄂倫春人信奉的薩滿教的神器，如天神、地神、馬神、鹿神等木刻神像，種類繁多。那時，人們還沒有文物概念，獵民們也很淳樸，我看見的感興趣的東西，他們都慷慨地讓我拿走。

　　不過，我離開的時候，有個獵民給我出了道難題。他說：“你戴的手表不錯，能送給我嗎？”要知道，那時手表很難買，而且很貴，要花好幾個月的工資，更何況我的還是塊外國表?？墒?，住在深山里的獵民兄弟并不知道這一點。我心想：“我拿人家的東西那么隨便，人家想拿我的，我能拒絕么！”于是，我一咬牙，“裝闊”似的遞給他：“拿去！”

　　一晃幾十年過去了。1991年，我重返故地，發(fā)現(xiàn)鄂倫春族社會已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獵民變?yōu)檗r(nóng)民，他們的吃穿用度看上去和漢族人無異，他們的狩獵文化已消失殆盡。當(dāng)?shù)亟俗恋亩鮽惔鹤宀┪镳^，但卻找不到可陳列的文物。我建議他們把我當(dāng)年收的文物借來復(fù)制，把我們那時拍的照片拿去翻拍。那時，我才深刻地認識到，那次民族調(diào)查與文物收集有多重要。年輕時，我是并沒太意識到這一點的。

　　社會的劇烈變遷，使大興安嶺“一匹獵馬一桿槍”的景象一去不返。有感于此，1991年故地重游回京后，我就找到我當(dāng)時的詳細筆記，完成了《最后的獵鹿者》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