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走廊發(fā)現(xiàn)中國·河西走廊篇 之一 從河西走廊看“多元互構”
中國是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眾多族群共同創(chuàng)造的，其歷史呈現(xiàn)“多元一體”的發(fā)展軌跡。中國的多元性，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相關于地理—氣候—生態(tài)的復雜性，中華大地的平原、草原、綠洲、高原等各種自然生境，是生活于其上的人群造就和分衍出不同形態(tài)的政治—經(jīng)濟—文化秩序的重要前提；另一方面，中國的發(fā)展又受到政治、經(jīng)濟、文化和歷史進程的復雜影響?！岸嘣敝g有著長久而深刻的互動過程，它們互為條件，相互影響，在歷史進程中共生演化為中國這個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多元亞區(qū)域之間由若干個走廊地帶相互銜接，相互嵌入，這些走廊地帶或過渡地帶，是“多元”得以具體鏈接的歷史—地理—文化基礎。同時，這些走廊地帶在歷史演繹的過程中，又逐漸成為區(qū)域單元或中國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從走廊地帶，能夠發(fā)現(xiàn)“多元共生”體系的歷史進程、演化邏輯和動力機制，是我們理解“多元一體”的中國的重要切入點。
這樣的走廊地帶或過渡地帶，并不同于今天的重要交通線或省區(qū)毗連地，而是歷史上在溝通區(qū)域板塊中起到重要作用的通道。這樣的走廊地帶或過渡地帶相關于不同的地貌與生態(tài)區(qū)位，也相關于地緣政治關系的改變，在不同歷史時期過渡地帶的范圍與重心也不盡相同。
為此，中國民族報《理論周刊》推出了《從走廊發(fā)現(xiàn)中國》大型專題。河西走廊作為中國唯一的同時銜接起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綠洲與青藏高原這四大亞區(qū)域的走廊與過渡地帶，是我們觀察中國多元互構，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和共有精神家園的重要切入點。我們的這一專題將以河西走廊的系列討論作為開篇，從這里發(fā)現(xiàn)中國。
一、 河西地理與古代中國秩序
王劍利：我來自中國的最西北邊陲，那里橫亙著高大的天山。農民和牧民就在山腳和山腰守望、共生，他們能深刻地理解對方。從天山一路向東，進入河西走廊。這條狹長的綠洲連綴地帶，犬牙交錯地嵌入到四個區(qū)域板塊中，它夾處在青藏高原北緣的祁連山脈與蒙古高原南緣隆起的走廊北山之間，從西域向東延伸到黃土高原。游牧和農耕的族群從不同的山川孔道進入河西走廊，往來穿梭，他們既共生于此，亦彼此互相理解。這是河西走廊的歷史和地緣使然。在河西走廊，我很自然地就對農牧共生、民族交融的社會生活有種文化直覺主義的熟悉感。因此，帶著對這方土地的親近與敬畏，我試著對它達成一種“移情式理解”。
施展：我再嘗試從政治學角度來討論。
我們在上一篇筆談中進行過東西方對比。對西方世界來說，其政治秩序的核心問題是統(tǒng)治正當性的問題；而對東亞大陸包含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綠洲、青藏高原等多個亞區(qū)域的這個體系來說，歷史上其政治秩序的核心問題是這些亞區(qū)域之間，尤其是作為秩序主軸的農耕與游牧兩大區(qū)域之間，如何找到一種秩序安排，以便實現(xiàn)持久和平的問題。
持久和平的關鍵之一，就是要有能夠銜接起各個亞區(qū)域的過渡地帶，或者說走廊地帶。在政治空間秩序的意義上，走廊地帶才是定義中國的基礎所在，它們使得作為體系的中國，真正連接為一體。河西走廊是唯一的一個同時連接中原、北部草原、西域綠洲與青藏高原各個方向的過渡地帶，從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河西走廊才定義著中國。
我在《樞紐：3000年的中國》一書中詳細討論了農耕與游牧的共生關系。這兩種生產方式之分，首先是基于氣候差異帶來的自然資源約束。這種氣候差異在中國的東部和西部有著不同基礎。東部地區(qū)的氣候差異主要是基于緯度差異，西部地區(qū)的氣候差異則主要是基于大山所形成的海拔差異。這帶來的結果就是，東部地區(qū)的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的主體彼此分離，少有空間上的交錯，農牧兩個群體不大容易相互理解；而西部的這兩個群體，就如同你的生活體驗一般，在山腳和山腰日日相望。相互就能較好地理解。所以在東部的游牧者入主中原之際，卻經(jīng)常需要西部的人來幫助進行治理，因為西部的人能夠同時理解農牧兩個族群的秩序邏輯，成為大一統(tǒng)王朝的重要粘合者。
王劍利：當我們策劃《從走廊發(fā)現(xiàn)中國》這個專題時，注意到了你在《樞紐》一書中對“何謂中國”的思考，書中展開了從過渡地帶講述“多元互構”的體系史的思路；我們同時也有幸與數(shù)十位來自不同學科領域、關注不同走廊地帶的學者探討走廊地帶對于理解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意義。這些研究與討論都帶給我們重要啟示。
我們的專題從河西走廊開篇，正是因為河西走廊確實在深刻的意義上發(fā)揮著你所闡述的這種多元互構性的作用。它對四個亞區(qū)域的銜接性不僅僅是在地理上，更是在文化上的。單純的地理無法形成歷史，它需要通過人的活動才能形成歷史，而人的活動，又必須通過文化才能形成意義空間，從而自我組織起來，歷史才得以展開。河西走廊作為重要的過渡地帶，使得其所銜接起來的四個亞區(qū)域，可以在政治、經(jīng)濟、社會、文化等多個層面相互激活，從而使得作為一個體系的中國，能夠獲得生生不息的內在歷史動力，不斷共生演化。
施展：秩序和文化想要展開，首先要面臨地理這個硬約束條件。
人們通常認為河西走廊的東段起自位于蘭州與武威之間的烏鞘嶺。烏鞘嶺是一個重要的地理分界線，該山脈以東是季風區(qū)和外流區(qū)域，以西則是非季風區(qū)和內流區(qū)域。河西走廊的南側是祁連山，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常年積雪，雪山融水澆灌了山腳下的多片綠洲，有些地方水草相當豐美。比如山丹縣歷來就是重要的馬場。霍去病攻占河西之后，匈奴人哀嘆“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便是指這里。河西走廊斷續(xù)的綠洲，成為從中原與西域交通線上的一個個中繼站。
祁連山脈有幾個重要的山口，是歷史上南部的高原游牧族群進入河西走廊的通道。走廊北側的山脈則海拔相對較低，難以存住積雪，于是山的外側便是巴丹吉林沙漠、騰格里沙漠。祁連山上的融雪流下來，自東向西分別形成石羊河、黑河和疏勒河這三大內流河水系。由于山形地勢的原因，這三大水系都是中國少見的南北流向，穿過戈壁沙漠，注入尾閭處現(xiàn)已近干涸的湖泊當中。而當年的草原游牧族群，常順著這些水系南下，進入河西走廊的水草豐美之地。
我們在上一篇筆談中談到的古代中國的外部均衡與內部均衡，在河西就能極為直觀地呈現(xiàn)。當各個亞區(qū)域處于彼此對峙狀態(tài)，即外部均衡狀態(tài)的時候，河西走廊就是中原與草原雙方著力爭奪的戰(zhàn)略區(qū)。漢武帝西逐諸羌，不僅開始了中原王朝對河湟地區(qū)的統(tǒng)治，也開始了中原農耕族群與高原游牧族群之間的沖突。對漢王朝來說，倘若蒙古草原與青藏高原兩群游牧者聯(lián)合起來，將對中原地區(qū)形成戰(zhàn)略包圍，對長安形成很大的威脅；因此，必須控制河西走廊以切斷它們之間的聯(lián)系，為控制河西走廊，又需要進一步經(jīng)略西域。而當大一統(tǒng)王朝實現(xiàn)了內部均衡之后，能夠連接起多個亞區(qū)域的河西走廊便一轉成為王朝內部至關重要的一個過渡地帶，讓王朝所需的各種要素通過這里而被整合起來。
王劍利：河西走廊在地理上是一個連接四方的十字路口，同時又自成一域。有不少學者關注這一區(qū)域內各民族共生共育的歷史。早在先秦和秦漢之際，戎、羌、氐、大夏、居繇，烏孫、月氏、匈奴等族就活躍在這里。漢武帝設置河西四郡來隔斷匈奴與西羌的聯(lián)系，實際上開啟了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在河西走廊上深層互動的歷史。在其后的兩千多年里，大約有三分之一的時間是游牧族群在河西歷史舞臺上擔任主角，農耕族群與游牧族群在進退之間，始終發(fā)生著交往交流交融。農、牧族群因地域相連所帶來的沖突和摩擦又轉化為一種深刻的“糅合力”。河西走廊以寬廣的胸懷接納了穿行在這里的各個族群，他們共同創(chuàng)造了河西，成就其溝通四方的歷史。
從中國這個統(tǒng)一多民族國家形成的歷史進程來說，發(fā)生在河西走廊上的農、牧族群的互動，意義極為深遠。每次沖突和對峙，實際上都會推動農、牧族群的凝聚與整合，整合的結果不僅體現(xiàn)于河西走廊上各族群、多元文化的共生演化，從長遠看，又為后世在整個中國格局內的農牧互動、文化交融提供了動力和歷史前提，并最終促進了中國和中華民族共同體的形成和發(fā)展。
二、河西走廊與“多元互構”歷程
1、王朝政治空間結構的歷史變遷與河西戰(zhàn)略意義的流變
王劍利：“欲保秦隴，必固河西，欲固河西，必斥西域”。歷史上，河西走廊是屏蔽關隴、經(jīng)營西域的門戶與基地，是王朝經(jīng)略天下的重要樞紐，如同“國之右臂”。但河西畢竟不是古代王朝國家的核心地帶，其戰(zhàn)略意義的具體呈現(xiàn)，還需要通過王朝政治空間結構的歷史變遷來獲得理解。在這一變遷歷程中，河西走廊的戰(zhàn)略意義發(fā)生了哪些改變呢？
施展：政治地理空間的結構變化，一般來說都與安全問題的變化相關。要注意的是，王朝國家的安全與朝廷的安全雖然在本質上并不可分，但其側重點卻不一致。
從漢到清的歷史中，“唐宋之變”是個重要轉折點。在此之前，王朝國家內部多有世族強藩，中原王朝北部的草原強敵雖然對王朝安全構成威脅，但對朝廷來說，其首要威脅來自王朝內部的強藩。比如，劉邦在剛得天下的時候想要定都洛陽，張良強調關東的強藩是朝廷的大威脅，勸服劉邦定都長安。而如果世族太強，皇上已無力壓制，只能選擇與他們合作共治天下，就會定都在世族的大本營。東漢以及魏晉定都洛陽，大多出于這一考慮。后來隋唐的強藩大本營不在關東，而在關中，對君主來說，洛陽與長安的意義就正好反過來。漢唐間王朝的政治空間結構始終以“東西關系”為主軸，國都不出關洛地區(qū)。
在這一時期，河西走廊對于王朝來說性命攸關，因為它離國都太近了，一旦河西有失，國都將直面嚴重的威脅。另一方面，因為靠近國都，河西的戰(zhàn)略意義顯著，其族群格局、文化、貿易等方面的變遷，對于王朝的影響力度也是極大的。
唐朝中期的安史之亂，改變了中國人口的地理分布，也開啟了古代中國社會結構的變遷。此后，王朝國家內部漸無強藩，對朝廷來說，北部草原上的強敵則成為主要的威脅。于是，王朝國家的政治空間結構的主軸就從“東西關系”轉換為“南北關系”。其首都也相應地轉移到長城沿線地區(qū)，倘是中原農耕王朝，則以此來防備北患；倘是涵蓋中原-草原的二元王朝，則以此控御兩邊。由于從遼代開始的二元王朝皆起自東北，這也就決定了，只有定都北京，方可形成對中原、草原、東北的多方控御。
北京與河西相隔千山萬水，河西的形勢對王朝的安全而言就不再是性命攸關了。但是王朝若想達到一個超越于草原-中原之上的持久和平之秩序安排，則必須以河西為中介，銜接起各個方向。河西的戰(zhàn)略意義，就此也發(fā)生深刻變遷；而河西的族群格局、文化、貿易等方面的發(fā)展，也以與過去大不相同的方式影響王朝秩序。
2、文武之道——河西學脈的流傳
王劍利：你的分析，把河西走廊的歷史地理置于一個宏大的時空格局中，可以解讀出很多意義。我們還可以討論河西走廊之所以成為過渡地帶的歷史進程以及發(fā)揮“多元互構”作用的動力機制。這是個很大的議題，我們的專欄學者從不同角度可能都會有所呈現(xiàn)，相信其整體機制也會在此學術互動過程中浮現(xiàn)出來。
河西走廊是歷史上農耕和游牧對抗、互動的最前沿，也是移民屯田戍邊的主要區(qū)域。自西漢銳意經(jīng)營西北，河西就成為一個農牧交錯的多族群交往地帶；同時，河西走廊是貫通東西的絲綢之路的主動脈，是東學西漸和西學東漸的文化交流融匯的通道。從西漢中后期起，河西的文化由邊荒轉向繁盛，成為崇文尚武之地。邊塞沖突與戰(zhàn)爭、東西文明溝通與融匯，過渡地帶的特殊環(huán)境歷練出了河西走廊的“文武之道”。漢朝的河西走廊出現(xiàn)了大量“文為儒宗，武為將表”的兩用人才，諳熟“羌胡習性”和地理，既能馳騁沙場，亦能講學論道，文武傳家。張掖城區(qū)水溪的主要源頭甘泉，自城南分為文流和武流兩翼，匯合于城北，在城北的甘泉遺跡上就曾有題額“文武一道”。在我看來，文武之道，相得益彰，是河西學脈萌發(fā)、沿襲的獨特生命力。
施展：這讓我想起陳寅恪先生談到的河西學脈對于儒家文化傳承之重要性。晉室南渡之后，在河西走廊這里先后建立過被統(tǒng)稱為“五涼”的五個割據(jù)政權，河西學脈就出于它們對儒家文化的保存。
魏晉之際，官學淪廢，學問中心轉以家族為載體。西晉末年，海內鼎沸，兩京蕩為丘墟，學問家族四處流散，除了逃向江左之外，相對來說隔離于中原，秩序安定、經(jīng)濟富饒的河西走廊也成了一個重要的逃亡方向。諸“涼”的君主有漢人也有胡人，但都很重視儒家文化。439年，北魏滅掉了最后一個“涼”國，河西學脈也就被北魏所吸收，成為它極重要的文化來源。甚至影響到北魏后期遷都洛陽這種重大決策。
要理解河西學脈，還有個重要的現(xiàn)象值得關注。歷史地理學者李智君的研究發(fā)現(xiàn)，河西走廊那些傳承學脈的大族，主要是自西漢時期開始在河西本地孕育出來的。河西大族的出現(xiàn)，甚至比中原地區(qū)還要更早，也就讓河西學脈有了更長的孕育時間。到了晉末天下大亂，中原學道廢弛，河西學脈不輟，遂顯出來了。河西更早出現(xiàn)大族，也許可以從政治經(jīng)濟學上作出解釋。河西走廊在歷史上一直是重要的綠洲貿易通道，綠洲貿易要橫穿漫長的戈壁，條件惡劣，風險很大。除非有超額利潤來對沖掉風險，沒有哪個商人能夠持續(xù)經(jīng)營下去。壟斷地位是帶來超額利潤的最簡單手段。所以，我們看那些綠洲地區(qū)，通常都有幾個壟斷性的大商人家族，這是一種正常的政治經(jīng)濟學結果。直到近代的交通技術獲得突破性發(fā)展，綠洲貿易的風險性急劇下降，才能夠打破這種狀況。
在南北朝時代，讀書是極其昂貴的事情，劉裕滅后秦入長安，接收的書籍不過四千卷，北周、北齊的宮廷藏書也不到四萬卷。宮廷尚且如此，民間藏書的成本就可想而知了，故而學問大族必須得是財富大族才支撐得起。財富對學問雖不是充分條件，卻是必要條件。
河西學脈雖然盛極一時，到北魏滅北涼，遷走了北涼都城的主體人口，河西學脈便一落千丈。于是我們又可以看到一個現(xiàn)象，就是中原的戰(zhàn)爭，卻在河西的文化上形成一種活塞效應，推動著儒學西行，又拉動著它東歸。但是，這其間的趨動力又是復雜的，還可以把觀照視野放得更大一點。
王劍利：視野放大的話，還可以橫向作個對比。依李智君的研究，河西學脈在東漢中后期走向繁盛，同時期的河湟谷地、黃河沿岸的塞上同樣戰(zhàn)事頻繁，卻并未如河西一般發(fā)展出文武并重的文化繁榮。由此可見，河西作為中西交通的咽喉與門戶，因絲路的開拓而帶來的東西思想?yún)R流、多族群的交往互動，對各族風習、中外文明的兼收并蓄，為文武之道的塑造注入了超越中原儒學的多元基因。這種在過渡地帶蘊養(yǎng)出的文化基因，不僅是該地域的多元文化共生繁榮的重要根基，反過來也成為刺激中原儒學成長演化的生命活力，也為塑造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提供了無限的潛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