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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國人口學會民族人口專業(yè)委員會主辦的2018年中國民族人口學術研討會在銀川市召開。來自中國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新疆大學等科研院所的40余位專家學者，圍繞新疆人口的發(fā)展變動，少數(shù)民族人口的結構、教育、婚育以及遷徙、脫貧與幸福感等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
中國人口學會會長、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教授翟振武指出，少數(shù)民族人口研究是我國人口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少數(shù)民族人口問題與國家生育政策及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習俗、宗教信仰等密切相關。研究好少數(shù)民族人口問題，提出恰當?shù)恼呓ㄗh，能為實現(xiàn)我國人口均衡化發(fā)展發(fā)揮積極作用。
本文特集納了此次學術研討會上部分學者交流的研究成果，希望對讀者了解我國少數(shù)民族人口問題有所啟發(fā)。
1 結美滿姻緣，從族際通婚看各民族交融發(fā)展
促進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就是讓各族群眾交得了知心朋友、做得了和睦鄰居、結得成美滿姻緣。各民族之間的通婚，有利于加強民族團結，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
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沈思通過對族際通婚的定量分析，勾勒出近年來我國族際通婚的基本狀況及各民族交融發(fā)展的態(tài)勢。
12個民族的族際婚超過族內婚
關于族際通婚的研究，過去多以定性研究為主，定量研究較少，因為能利用的數(shù)據(jù)少。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首次公布了不同民族通婚的具體數(shù)據(jù)，隨后定量研究成果逐漸增多。
“六普”數(shù)據(jù)顯示，2010年全國有配偶的夫婦中，屬于族際通婚的有1706.74萬人，占已婚人口的3.01%，比2000年增加了81.24萬人。
數(shù)據(jù)顯示，56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差別較大，2000年至2010年，絕大多數(shù)民族的族際通婚率基本穩(wěn)定，體現(xiàn)出各民族交融發(fā)展的態(tài)勢。其中，有12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超過50%，即族外婚比例超過族內婚比例。這12個民族分別是鄂倫春族（88.63%）、赫哲族（87.44%）、俄羅斯族（85.54%）、高山族（80.36%）、錫伯族（75.53%）、塔塔爾族（71.37%）、鄂溫克族（70.93%）、京族（63.71%）、達斡爾族（58.98%）、畬族（54.94%）、仫佬族（52.38%）和烏孜別克族（51.76%）。
這12個民族中，除畬族外，均是人口較少民族（人口總數(shù)在30萬以下），其中人口在10萬以下的民族有8個。
56個民族中，有6個民族的族際通婚率低于10%，分別是藏族（7.16%）、柯爾克孜族（4.29%）、哈薩克族（4.2%）、塔吉克族（2.84%）、漢族（1.45%）和維吾爾族（0.53%）。
這6個民族中，有4個民族人口基數(shù)較大：漢族和維吾爾族人口在千萬以上，藏族和哈薩克族人口在百萬以上。而柯爾克孜族和塔吉克族則居住在帕米爾高原，地理位置偏遠，人口流動性差。
通過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一般來說，各民族的人口規(guī)模直接影響族際通婚的絕對數(shù)量，人口少的民族族際通婚率高，人口多的民族族際通婚率低。而居住地理條件、人口流動性等因素，也成為制約族際通婚的重要因素。
少數(shù)民族形成了九大通婚圈
由于各民族大雜居、小聚居的特點，民族的地域分布對族際通婚也有著重要影響。根據(jù)各民族的主要通婚對象和通婚率，可以將除漢族外的55個少數(shù)民族歸為九大通婚圈：
一是回族通婚圈。居住在青海、甘肅、新疆等地的東鄉(xiāng)族、撒拉族和保安族，受人口規(guī)模及宗教信仰影響，以回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二是維吾爾族—哈薩克族通婚圈。居住在新疆的柯爾克孜族、塔吉克族、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同樣因為人口規(guī)模及宗教信仰原因，以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三是壯族通婚圈。居住在廣東、廣西、貴州等地的瑤族、仫佬族、毛南族和京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壯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四是藏族通婚圈。居住在西藏、四川、青海、甘肅的土族、羌族、裕固族、門巴族和珞巴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藏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五是苗族通婚圈。居住在湖南、湖北、云南、貴州、廣西、重慶等地的布依族、侗族、土家族、水族、仫佬族和仡佬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苗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六是彝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貴州、四川等地的白族、哈尼族、傣族、傈僳族、拉祜族、布朗族和基諾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彝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七是白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傈僳族、納西族、阿昌族、普米族和怒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白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八是傣族通婚圈。居住在云南等地的景頗族、阿昌族和德昂族，以當?shù)厝丝谳^多的傣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九是東北通婚圈。居住在內蒙古、黑龍江、遼寧等地的鄂溫克族、鄂倫春族、俄羅斯族、赫哲族和錫伯族，以蒙古族、滿族和達斡爾族為主要通婚民族。
由此可以看出，民族人口的地理分布，決定著族際通婚的廣度和深度。
46個少數(shù)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對象是漢族
“六普”數(shù)據(jù)顯示，雖然每個民族都與其他民族有著通婚關系，而且主要通婚對象差異較大，但所有的少數(shù)民族都與漢族有通婚關系。其中，有46個少數(shù)民族通婚率最高的對象是漢族。高山族、俄羅斯族、鄂倫春族和赫哲族這4個民族以漢族為其主要通婚民族，通婚率在65%以上。
研究發(fā)現(xiàn)，絕大多數(shù)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率要高于男性。2010年，42個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率高于男性，其中9個民族的女性族際通婚比例高出男性的1倍以上，且女性的流動率均高于男性。這9個民族分別是哈尼族、黎族、傈僳族、佤族、拉祜族、景頗族、德昂族、獨龍族和門巴族。
僅有兩個民族的男性族際通婚率遠高于女性，分別是烏孜別克族和塔塔爾族。這兩個民族屬于人口較少民族，居住在新疆邊境地帶，主要通婚民族是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
隨著近年來各民族人口跨區(qū)域流動空前增加，族際通婚愈加頻繁。根據(jù)對2015年總人口在百萬以上的少數(shù)民族流動人口動態(tài)監(jiān)測數(shù)據(jù)分析，21歲至35歲年齡段的族際通婚人數(shù)占比高。調查還顯示，人口受教育程度的提升，增加了族際通婚的可能性。
2 各民族幸福感普遍提升
“你幸福嗎？”隨著社會的發(fā)展進步，幸福感越來越受到關注。調查顯示，新世紀以來中國人的幸福感明顯提升。如果細究，各民族的幸福感又如何呢？中國人民大學人口與發(fā)展研究中心副教授周祝平對幾個人口較多民族的幸福感進行研究，發(fā)現(xiàn)了一些特點。
調查顯示，在漢、滿、蒙古、回、壯這幾個民族中，回族的幸福感最高，2015年感覺“非常幸?！焙汀氨容^幸福”的總人口比例達91.7%；而蒙古族感覺“非常幸福”的人口比例最高，達36.7%。
調查還顯示，2003至2010年是各民族幸福感提升最快的時期，漢、蒙古、滿、回、壯這5個民族感覺幸福的人口比例分別上升了35.1、27.6、35.2、45.0和35.5個百分點。但是，2010年至2015年各民族的幸福感提升速度都明顯放慢，平均不足10個百分點，壯族甚至還下降了5個百分點（如左圖）。
各民族幸福感提升速度放緩，甚至遭遇瓶頸，符合“伊斯特林悖論”（或稱“幸福悖論”）。該理論認為，當經濟發(fā)展到一定程度時，財富的增加并不能帶來幸福感的相應增加。各民族在經過了物質水平的提高帶來的幸福感提升后，未來幸福感的繼續(xù)提升將更多依賴非物質因素，即十九大報告提出的人民日益增長的對美好生活的需要。
3 遷移流動，深刻改變邊境人口結構
我國陸地邊境線近86%位于民族地區(qū)，有30多個民族與國外同一民族相鄰而居，這決定了我國邊境人口具有顯著的地域及民族特征。隨著邊境交通基礎的改善及“一帶一路”、新亞歐大陸橋等建設，人口流遷逐漸成為邊境人口自然結構改變的重要因素。
中央民族大學教授蔡果蘭通過對內蒙古、廣西、云南、黑龍江、吉林、新疆等邊疆六省區(qū)的人口普查數(shù)據(jù)分析及實地調研，對近年來邊境人口的流遷走向及特點有了初步研判。
務工經商是人口流入邊境地區(qū)的主因，青壯年是主力
2010年，邊疆六省區(qū)人口流入原因多樣，最主要的是務工經商，云南最高達52%，吉林為27%。到了2015年，這種傾向更為明顯，云南、吉林流入人口中，務工經商者均達80%以上，其中還伴隨著家屬隨遷。
從流入人口的地域可以看出：一是黑龍江和新疆對比明顯，黑龍江70%以上是省內跨市流入，而新疆70%以上是跨省流入；其二，廣西與內蒙古人口流入結構相同，40%以上跨省，30%以上跨市，20%跨縣；其三，云南與吉林類似，都是省內跨市流動略高于跨省流動。
2015年，邊境流入人口有一大共同點，就是均為青壯年，其中內蒙古流入人口年輕態(tài)最顯著，最大的儲備年齡是25歲至29歲；其次是新疆、廣西、云南，吉林與黑龍江相比較而言呈壯年化，40歲至55歲年齡段偏多。
邊境地區(qū)凈流入和凈流出現(xiàn)象并存
由于對外開放帶來的邊貿紅火，很多邊境地區(qū)出現(xiàn)了人口凈流入現(xiàn)象。如廣西憑祥，流入人口大都做生意，主要經營紅木、水果、越南特產等。由于中越兩國邊民來往方便，很多越南人樂意到中國打拼，包括不少年輕婦女。大部分本地人覺得，外來人口的流入帶動了憑祥的發(fā)展。
內蒙古二連浩特是類似的狀況。二連浩特作為與蒙古國接壤的口岸城市，與蒙古國的商品貿易來往密切，加之當?shù)厝耸钟押?，生活環(huán)境安逸，吸引了不少青壯年群體前往經商。當蒙古國經濟形勢好時，二連浩特流入人口能達到本地人口的兩三倍。
但在吉林延邊的邊境鄉(xiāng)鎮(zhèn)，卻出現(xiàn)了人口凈流出現(xiàn)象。當?shù)爻r族青壯年普遍受教育程度較高，加上與韓國的歷史淵源，很多群眾尤其是大量婦女外出務工經商，主要流出地在韓國和我國經濟比較發(fā)達的北京、上海、山東、廣東等省市。當?shù)厣踔脸霈F(xiàn)了一些“空心村”“光棍村”，人口數(shù)量銳減，人口結構失衡。
4 新疆人口的變動趨勢及面臨的挑戰(zhàn)
新疆作為邊疆多民族聚居區(qū)，在決勝全面小康階段，發(fā)展和穩(wěn)定的問題十分突出。人口是影響經濟社會發(fā)展的重要因素，新疆人口問題得到學界普遍關注。
本次研討會特開辟了“新疆人口”單元，南開大學教授原新、新疆大學教授艾尼瓦爾·尼吉木和副教授熱衣拉·買買提、中央民族大學副教授馬勝春、河北大學副教授王朋崗等圍繞新疆人口變動與生育政策、人口與經濟均衡發(fā)展、人口與就業(yè)等問題展開了深入討論。
新疆人口的變動趨勢
占我國國土面積約六分之一的新疆，有13個世居民族。2016年，新疆總人口達2398.08萬，其中維吾爾族1144.9萬人，占47.74%，漢族826.95萬人，占34.48%，兩者合占全疆人口的82.22%。
由于經濟建設的需要，新中國成立后新疆外來人口不斷增加，維吾爾族人口在全疆的比重由1949年的75.95%下降到2016年的47.74%。但是，維吾爾族人口的絕對數(shù)量卻呈現(xiàn)較快增長勢頭。
據(jù)統(tǒng)計，1949年維吾爾族人口為329.12萬，到2016年已增加了2.48倍，保持年均3.7%的增速，年均凈增12.18萬人。維吾爾族人口數(shù)量的增長，與我國對農村和少數(shù)民族實施較寬松的計劃生育政策有關。
如果將新疆分為北疆、東疆和南疆三大地理板塊，伴隨著這三大區(qū)域經濟發(fā)展的差異性，維吾爾族人口的分布格局發(fā)生了明顯變化。
新中國成立初期，維吾爾族人口絕大部分聚居在南疆，其后維吾爾族逐漸向北移，而漢族則有南移的趨勢。因此，南疆維吾爾族人口比重由1953年的88.08%下降到2016年的82.95%，北疆維吾爾族人口比重則由1953年的7.13%上升到2016年的11.89%，東疆維吾爾族人口則由1953年的4.79%上升至2016年的5.16%。
新疆人口增長面臨的挑戰(zhàn)
根據(jù)學者們的分析，目前新疆人口呈現(xiàn)如下發(fā)展走向：
一是新疆總人口的年齡結構正由成年型向老年型過渡，其中漢族人口已經屬于典型的老年型，且其少子老齡化的程度比全國平均水平更加嚴重；而少數(shù)民族人口屬于成年型早期，比全國少數(shù)民族人口的平均水平更加年輕。
二是目前新疆少數(shù)民族人口再生產類型處于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長率階段，這也決定了其少兒撫養(yǎng)比高達35.99%，勞動年齡人口不斷增加，就業(yè)壓力增大。
三是新疆人口的增長與經濟發(fā)展呈現(xiàn)不均衡性，人口較快增長抵消了經濟發(fā)展的部分成果。同時，由于人口受教育水平相對較低，能形成的現(xiàn)實人力資本大打折扣，不利于經濟快速發(fā)展。
一方面，少數(shù)民族人口尤其是南疆農村人口增長過快，導致人均耕地和牧草地資源減少，使當?shù)乇揪痛嗳醯纳鷳B(tài)環(huán)境面臨更嚴峻的壓力；另一方面，人口撫養(yǎng)比高，導致很多家庭經濟負擔過重，不但加深了貧困，還直接影響到孩子受教育水平，有可能造成下一代繼續(xù)貧困。同時，大量適齡勞動人口不能及時就業(yè)，成為影響社會和諧穩(wěn)定的不安定因素。
作為“三區(qū)三州”深度貧困地區(qū)，南疆四地州的脫貧攻堅問題得到黨中央高度重視。為解決當?shù)貏趧恿ν獬鰟展るy等問題，在對口援疆政策的幫扶下，一些勞動密集型企業(yè)開始落戶南疆，吸納維吾爾族青年進廠工作，產品由對口支援的省份幫助銷售，不但就近解決了不少維吾爾族青年的就業(yè)問題，而且?guī)恿水數(shù)亟洕l(fā)展。
黔網文（2018）
4500-013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