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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坤輿萬國全圖》是國內(nèi)現(xiàn)存最早的、第一幅出現(xiàn)美洲的世界地圖。古代用乾坤代指天地，坤就是地的意思，輿的本意是車底座，延伸為承載萬物，因此古人把地圖稱為輿圖，《坤輿萬國全圖》也就是今天所謂的世界地圖。該地圖原圖已佚，南京博物院藏1608年明代彩色摹繪本。項秉光攝

　　明萬歷二十三年（1595年）4月29日，一艘舢板船泊靠贛江邊的南昌府，一位來自異國他鄉(xiāng)的西洋人在好奇民眾的簇擁下，上岸游覽了著名的鐵柱宮，拜訪了那里的道士，隨即解纜北上。兩個月之后，這位叫作利瑪竇的西洋人回到了南昌，在此住了3年，他帶來了許多中國人未曾見識過的器物、未曾聽聞過的學問與宗教。

　　時間上推100多年，1488年7月的一天，一位叫王守仁的17歲年輕人，在新婚這天也拜訪了鐵柱宮，與宮觀中的道士座談而忘了婚宴。30年后，王守仁重返江西，并在這里完成了他一生最主要的作品，刊刻古本《大學》《朱子晚年定論》，其門人刻印了《傳習錄》，形成了宋明理學的心學一派。

　　南昌的鐵柱宮，在百年間見證了中國大地上兩種完全不同的學問。明末的有識之士都在思考扭轉玄虛浮躁的風氣，利瑪竇的到來，無疑為當時的士大夫提供了一種全新的學問與視野，他帶來的全新的西學為士大夫們提供了一種全新的知識資源。李之藻就是以西學補儒學的最為典型的代表人物之一。他對西學的體系化處理，見證了天主教在中國傳播的另一層意義，表明天主教的中國化不僅僅是天主教信仰融入中國文化，而且是它所附著的西學與中國文化的結合，是中國文化吸收一切優(yōu)秀學問、以成就自身博大精深的偉大歷史過程。

　　有關李之藻的資料非常少，有些地方還存有爭議，使我們無法對他的一生經(jīng)歷有清晰的了解。根據(jù)李之藻的進士履歷，他是杭州仁和縣人，生于明隆慶辛未年，也就是1571年。萬歷二十二年（1594年），23歲的李之藻鄉(xiāng)試中舉，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在會試中名列第五，授職工部主事。就在李之藻中進士3年后，利瑪竇獲準在北京居住，聽聞利瑪竇大名的李之藻，攜好友數(shù)人一起拜訪利瑪竇。在利瑪竇的寓所，李之藻見到了利瑪竇繪制的《山海輿地全圖》，這次會面開啟了李之藻的西學之旅。但是與徐光啟不同的是，李之藻在學習西學后，一步步向更深的層次推進。首先吸引他的是輿地和天文學，這是他原來就頗為感興趣的領域。但是在學習中，他發(fā)現(xiàn)這些學問都是以數(shù)學為基礎，因此又深入到數(shù)學的學習，在學習數(shù)學后他又更進一步深入到哲學和神學的層次。西學作為一個體系，引導李之藻進入天主教神學之中。

　　李之藻年輕時就對實學頗感興趣，曾自行繪制過明朝兩京十三省的地圖。見到利瑪竇用西法繪制的世界地圖后，李之藻敏感地意識到，這個地圖的繪制方法與中國傳統(tǒng)的“計里畫方”方法不同，是“取天文以準地度”，用經(jīng)緯度確定地理方位。對利瑪竇的學問一見而傾心的李之藻，每天都要到利瑪竇的公寓學習地理、天文知識，每次都要花上四五個小時。1602年，李之藻與利瑪竇結合中西繪圖技術，合作繪制了一版世界地圖《坤輿萬國全圖》，這幅地圖改變了當時通行的將歐洲居于地圖中央的西方繪圖格局，把子午線向西移動170度，從而使東亞的中國居于地圖的中央，并且全圖標上了詳細的漢字標識，這是中國最早的世界地圖。

　　1603年，李之藻奉派往福建主持鄉(xiāng)試，在來去的旅途中，他對利瑪竇所傳的天文和地理知識進行了實地檢驗，結果“往返萬里，測驗無爽”。1607年，李之藻編譯刻印了《渾蓋通憲圖說》，該書的主要內(nèi)容是翻譯利瑪竇的老師克拉維烏斯的《論星盤》，以此為基礎，融合中國傳統(tǒng)的天文學知識，用大篇幅介紹了星盤的制作與使用方法。李之藻還自己動手制作了天球儀、地球儀和星盤等天文儀器。明崇禎元年（1628年），徐光啟奉旨修歷時，推薦李之藻參與編譯歷書。李之藻在修歷時譯書多部，一年后因病去世。

　　在繪制地圖和制作星盤的過程中，李之藻發(fā)現(xiàn)這些工作都需要數(shù)學基礎，因此李之藻的研究向作為輿地天文學基礎的數(shù)學推進。《圜容較義》就是李之藻與利瑪竇討論天文學的產(chǎn)物，書中討論了18個定理，涉及各種幾何體的關系問題，每個定理又配有圖、解、論進行推演和說明，并且多次引用徐光啟的《幾何原本》，還補充部分其未譯的內(nèi)容。李之藻意識到數(shù)學是其他學科的基礎，認為中國的科學技術落后的原因正是數(shù)學的不發(fā)達，所以不管是“河渠、歷象”，還是“吏治民生”，都受此影響。為了促進中國的數(shù)學學習，李之藻與利瑪竇一起翻譯了《同文算指》，全書共有3部分，主要介紹的是數(shù)學的計算方法，其中的筆算是中國古代沒有的一種新方法?！锻乃阒浮芬驗楣P算方法的實用性，在中國士大夫中影響廣泛，清代算學家梅文鼎的《筆算》、康熙時御制的《數(shù)理精蘊》都借鑒或引用過《同文算指》的內(nèi)容。李之藻在研究數(shù)學的過程中發(fā)現(xiàn)中國數(shù)學的缺陷，認為中國數(shù)學只重視“法”而忽略了“義”，就是注重經(jīng)驗得出的具體方法，而缺乏對數(shù)學原理的邏輯分析與論證，所謂“徒論其度數(shù)而已”，而不能闡發(fā)“其所以然之理”，而西方數(shù)學則兩者皆具。李之藻由此更進一步，開始所謂的“緣數(shù)尋理”，就是探尋數(shù)學背后的理，進入了形而上的層次。

　　1610年，孤身任職的李之藻大病一場，病中受到了利瑪竇的悉心照料。病愈之后，在利瑪竇的勸說之下，李之藻受洗皈依天主教。受洗之后，李之藻的思考也更偏向形而上。天啟三年（1623年），辭官在家的李之藻與傳教士傅汎濟翻譯了《寰有詮》一書，此書的底本是《亞里士多德<論天>四卷》，主要是以天主教教義的形式講述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的宇宙論，涉及了天主教神學中的創(chuàng)造論問題。這種糅合哲學宇宙論與創(chuàng)造教義的思想，在李之藻看來，是在討論有形之類的性質(zhì)，而進一步則是討論無形之類，更進一步則是超性之學，超性之學實際上是指天主教神學。這個推進的過程是靠邏輯推論完成的，因此，李之藻特意翻譯了《名理探》。《名理探》的主要內(nèi)容是亞里士多德的邏輯學，李之藻認為邏輯學有助于使人“開通明悟”、辨明是非，這對于明末空談心性的學風，尤其有補助之功。

　　明崇禎二年（1629年），李之藻編撰了一套西學叢書《天學初函》，書分理器二篇，理篇有十本書，主要是關于天主教教義和道德倫理的著作；器篇也有十本，涉及數(shù)學、天文、水利。李之藻的用意是為西學建立一個由器入理的完整體系，這體系無疑是對當時的談虛論空、輕視實踐學問的整體氛圍的補救。李之藻認為，天學與儒學并行不悖，在根本上是一致的，他以儒學為本而以天學補足之，用科學、實學補陽明心學在經(jīng)世學問上的不足，以邏輯學補儒學在論學方法上的缺失。由此可見，李之藻雖然皈依了天主教，卻依舊是站在儒學的立場、為了儒學的需要來思考西學的意義，力圖以天主教所代表的知識體系來補充儒學的學問。

　　李之藻一生都在引介西學以補儒學。他是明末士大夫天主教徒對西學理解較為全面的一位，他的天主教信仰使他能夠跨越文化異質(zhì)的鴻溝，深刻把握天主教的整個知識體系；他又以士大夫的學識深刻地理解儒學，其獨特身份使他能夠在兩種文化之間充當橋梁。他能了解他所立足的儒學的不足之處，又有足夠學識彌補這種不足，這是一種天主教中國化的更高境界，也是天主教中國化的價值所在。

　　與徐光啟一樣，李之藻用其所學，試圖拯救當時處于危亡中的明王朝。成為一個天主教徒并沒有改變他的愛國之心，他以一個天主教徒身份的便利，積極奔走、自籌經(jīng)費購買西洋大炮，不斷上書建言用西技，“以夷攻夷”。然而，李之藻的努力并沒見效，大明朝最終還是走向了滅亡。

　　（作者單位：山東社會科學院當代宗教研究所）

作者：項秉光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