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西蘭恐怖襲擊已經過去一周多了,這起被稱為新西蘭“9 ·11”事件留給世界的影響,遠比十幾年前的“9· 11”事件更加復雜、棘手和難以預測。
事件發(fā)生以來,各類人群和各色人物、政治家表達了自己的態(tài)度和看法。印象深刻的是遇難者所在的穆斯林群體,他們中的大多數(shù)人在憤慨、譴責之余,對恐怖分子是“白人”甚至“基督徒”的身份做了深入挖掘,以確證“恐怖分子并不總是穆斯林”——殊不知,恐怖分子從來都不是以特定的宗教、族裔或文化背景來區(qū)分的。其他人群則主要圍繞恐怖襲擊的性質展開討論。比較有代表性的意見有3種,一種認為這是“9·11”事件以來“文明沖突”的繼續(xù),第二種將其歸為“種族主義的暴力性回潮”,第三種將其簡單定性為“暴力恐怖犯罪”,認為不必糾纏于兇犯的身份。
如果我們將目光轉向一些細節(jié),就會發(fā)現(xiàn),新西蘭暴恐事件不同于以往:暴恐分子塔蘭特不是一個宗教狂熱分子,他甚至不能確定自己是否是一名基督徒。此外,他也不歧視和仇恨其他民族或族群(包括信仰伊斯蘭教的群體),甚至曾稱贊巴基斯坦人民“熱情”“友好”和“善良”。塔蘭特的邏輯和訴求非常清晰:希望不同的民族和種族都“各自生活在自己的地盤上,而不是入侵別人的土地”,以此確保歐美白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始終成為多數(shù)和主導者。當看到白人出生率不斷下降,現(xiàn)實中“到處都是移民”而無法尋解時,塔蘭特決定直接訴諸血腥殺戮,通過消滅有色族裔群體的肉體,來“保衛(wèi)白人兒童的未來”。之所以選擇穆斯林群體下手,不僅是因為來自這個群體的極端分子曾在歐美實施過多起暴力恐怖襲擊,而且因為這一群體的“可視性強”——頭巾、罩袍和胡須,更能代表非白人社會的特質。塔蘭特希望借此全面激化歐美白人群體與外來移民的矛盾,從而引起一場場以族群或宗教為邊界的國內戰(zhàn)爭。
顯然,“塔蘭特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與一個被稱為“全球化”的現(xiàn)象密切相關。全球化的歷程最早可追溯至15世紀的新航路開辟時代。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里,塔蘭特的白人先輩們紛紛離開“自己的土地”,到“別人的土地上”尋找發(fā)財夢、乃至“建國夢”,他們屠殺、驅逐美洲和澳洲的原住民,將原本在非洲的黑人販賣到美洲。塔蘭特所在的澳大利亞和他進行屠戮的新西蘭就是這種殖民活動的產物。
近幾十年來,經濟全球化加劇,大量移民從亞非及東歐國家前往歐美國家尋找新的生活和機遇。同時,伴隨著歐美大國在中東北非的軍事干預、入侵和滲透,許多國家遭到顛覆,這些“失敗國家”的國民以難民的身份像潮水一樣涌向歐美特別是西歐諸國。幾百年的際遇,空前絕后地造就了一個多族群(種族)、多宗教、多文化的西方社會。
不論是曾經拿著槍炮和《圣經》入侵別人土地的白人殖民者,還是懷抱夢想到西方尋找“美好生活”的有色族裔群體,抑或是那些并不自愿卻被命運拋向異國他鄉(xiāng)的難民群體,無論當初背景有何不同,今天的他們已不可逆轉、無可選擇地生活在一個屋檐下。對于東道主國家和民眾來說,接納和平等保護那些與他們膚色和文化有差異的群體,不僅符合所在國的民主、自由、平等原則,符合國際人權法關于平等地保護每一個人的尊嚴的基本原則,而且從根本上也符合他們自身的最大利益。那種鼓吹白人至上、甚至蓄意挑起“文明的沖突”的做法,不僅最終無法得到一個“種族純潔”的國家,而且可能釀成無法挽回的災難。在這場災難面前,不論是白人的兒童還是有色族裔的子孫,都沒有未來可言。
對于有色族裔少數(shù)群體而言,選擇融入所在國家的文化和價值觀,不僅是一種理性的選擇,而且很大程度上也是命運的召喚。就這次暴恐事件的受害群體來講,在悲痛之余,恐怕有個問題需要深思:如何協(xié)調宗教認同與族群認同、尤其是國家認同的關系,從而深度融入所在國家?
多樣性的族群(種族)、宗教、文化群體互嵌而生是當今世界的一大特征,也是攸關各方的一項重大利益。如果說過去的殖民戰(zhàn)爭、種族清洗、種族隔離和種族歧視可以歸類為“文明的沖突”的話,那么今天的各族群(種族)、宗教、文化群體廣泛的交往交流交融現(xiàn)象顯然可概括為“文明的交融”。無視這一世界性的潮流和現(xiàn)實,以鄰為壑,將自身群體的利益置于其他群體甚至是國家利益之上,不僅絲毫無益于自身群體,而且也將從根本上危害所在國家和地區(qū)的安全、穩(wěn)定與和諧。
資料來源:中國民族報